限电!停产!近期，江苏、广东、云南、广西、浙江、宁夏等十余个省份都采取了限电措施。部分企业因限电缩减产能，许多人都在问：为什么要在生产旺季拉闸限电?
总的来说，本轮“拉闸限电”的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冲刺能耗“双控”政策目标。能耗“双控”政策是指，中央政府通过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行政区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控制目标，从而对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监督考核，以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能耗“双控”现已成为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一项关键考核指标。一些省份为了冲刺能耗“双控”目标，采取了限电限产这一“补作业”式的极端措施。二是电力供需矛盾。电力短缺也是本轮多地限电的主要原因。例如，东北地区在能耗“双控”考核上并未面临较大压力，电力供需矛盾是此类地区限电背后的关键症结。2021年上半年以来，部分煤炭品种价格大幅上涨，部分地区出现电力供需缺口。此外，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率先复苏，促使外贸订单大规模回流，短期内带动国内电力需求快速回升。
无论如何，平稳过渡都是需要的。未来疫情结束时需要，现在限电同样也需要。调控产能并不是只有一刀切限电，更不必影响民生。
多地一刀切，暴露地方治理短板
双控政策的推出本是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但近期，多地出现大面积拉闸限电现象，牵涉范围包括企业和当地民众。
多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大面积拉闸限电，暴露出环境和经济治理短板。中国能耗双控的发展进程是循序渐进的。“十一五”规划把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在把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的同时，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求。“十三五”时期实施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明确要求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5年降低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可以说，在能耗双控上，中央已经给各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预留了相应的时间窗口。
发改委发布的各地能耗双控完成情况显示，部分地区没有完全执行国家关于能耗双控的落地标准，甚至出现能耗强度反弹现象。可以说，如果地区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默许能耗高的企业和产业满额开工，造成能耗指标长期超标，必然会为了应付中央的能耗双控监管而采取匆忙拉闸限电等应付性举措，这属于治标不治本的运动式治理。
地区能耗双控不达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状况没有获得明显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正是由于部分地方在当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协同发展上摇摆不定，没有在长期发展规划中对经济、民生、环境三方进行能耗双控指标的合理分配，造成日常治理始终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
当然，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的推动，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缓解高耗能地区的双控压力，但依然需要地方在产业转型、高耗能企业退出上有更坚决的改革力度，不能再为了眼前利益继续放任环境和经济治理的短板延续。
能耗双控走样
“接到限产通知，我们已协调处理，但装置负荷陡然调低，易导致催化剂分布不均匀、局部浓度太高，带来安全隐患”“能源消耗量是少了，但开开停停让连续运行装置受不了，限产限电对企业影响肯定是大的”“除了按要求限负荷生产，目前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有啥想法也是枉然”……陕西省榆林市多位企业人士向记者坦言，当地的“限产限电”已给企业带来巨大冲击。
“多地纷纷加严措施，可见对能耗双控工作的重视，值得肯定。但能耗双控指标仅仅等同于限制电力供应、产能指标吗?”一位权威专家讲到，能耗强度、总量控制分别为约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前者必须完成，后者是鼓励性质。
该人士还称，限产限电等短期行为，实际背离了促进节能降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初衷。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看来，“‘急转弯’式的应急管控措施，体现出地方理解有偏差、尺度没把握好。”有的地方一味对传统产业采取限产限电等措施;有的地方为了节省能源消费总量指标，限制原料煤和焦炭外运;有的地方即将投产或在建的新兴产业项目，也因能耗指标缺口问题被迫停止。这些行为恶化了营商环境，破坏了企业投资信心，也影响下游产业乃至地方长期发展。
“出现偏差的原因包括：有的地方经济、技术基础较差，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能耗双控的能力不足;有的地方产业结构偏重，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的难度大;还有些政策不合理，比如煤制油气与煤电同属能源加工转化过程，前者能耗计算在产品产地，后者算在产品消费地，不科学。”常纪文称。
限产限电的冲击日益凸显。常纪文提出，“地方既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增长，也不宜大拆大建、大关大停。”调研还发现，有的地方能源消耗量水分较大，真实耗能与统计上报口径不一，相差近一倍。建议相关部门建立通报批评、用能预警等机制，切实改变老实人吃大亏、违规者占便宜的现象。同时，科学设置能耗双控目标考核，为地方压缩产能、企业节能改造腾出时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田智宇称：“提升能源产出率不是限制用能，而是引导各地区把发展重心转向提升质量和效益上来。”传统“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创新更高效率的发展模式。我国节能降耗虽取得显著成就，但能源产出率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且最发达与最不发达省份之间，能源产出率相差8倍以上。提升能源产出率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在能源产出率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结合各地区实际条件，不断探索创新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5%”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约束性指标之一。
值得肯定的是，各地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强化重点用能单位日常监管，以及科学限制高耗能企业用电，提高电价、分时供电等方式起到实效。然而，一些运动式、急转弯的作法也纷纷出现。部分地区动辄以“遏制能源消费量上升”为名，大面积推行产量压减、用能限制，没有区分具体情况，对不同的企业、项目、产品一律采取相同措施。
“一刀切”制造出的只是雷霆双控的假象，非但难以产生长远效果，还容易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打乱市场供需秩序，间接推高产品价格，或让企业对政府失去理解信任。
造成种种不良后果的，并非是能耗双控政策本身，而在于实际执行方式。这些短期行为背后，反映出地方既没有提前谋划，也未建立长效机制。有的地方口号喊得响、行动跟不上，有的地方仍在违规上马“两高”项目，还有的地方选择性执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开口子。前期欠账过多过重，临近考核只得紧急恶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以确保短时达标。这不是能耗双控的真正目的，也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背道而驰，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拟建、在建及存量项目应分类施策、精准治理。比如，对新建项目强化节能审查制度，提升能效水平，避免采用低效落后工艺和设备;项目投产后，加强用能过程管理、提升节能管理能力。
拉闸限电背后，全球能源危机扩散
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工作。统一将市场交易电价上浮不超过20%。并且要求纠正有的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反对不作为、乱作为。讲政治、保供应、增贷款、涨电价，纠正“运动式减碳”，一时间五招频出，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保障民生供电、稳定经济运行的决心和强大调控能力。中国人民是有福的，尽管出现了局部的短时“拉闸限电”，但至少不会因为煤电市场动荡，经受像美国德州大停电那样的寒冬，不会出现像印度大停电那样的灾难。
然而，仅仅凭借临时性的行政手段和政治觉悟就可以解决中国煤电市场的“失衡”吗?
如果造成“限电”原因是短时的自然灾害、是突然的市场动荡，这当然可以。这种行政调控能力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是，如果这是一种长期的市场格局，乃至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呢?
在全世界的能源供应链受阻，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新能源发电不足的情况下，欧洲已经出现了风电发电量下降、能源紧缺，美国的能源价格也在暴涨，印度、韩国出现电煤供应短缺，全球都正在经历新一轮能源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拉闸限电”其实本质上是受全球能源供应链断裂“冲击”造成的。不应把“拉闸限电”孤立的看成一种偶然事件。而是应把其放在全球产业格局、供应链的体系中去认识。单纯的市场化的供需博弈，抑或是单纯的行政调控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在新的供求理论、市场理论、甚至是政治经济理论的引导下才能找到根本性解决出路。
中国如何建立更完善的能源市场供应“框架”，以应对来自全球能源供应链断裂的“冲击”?
在中国方面，商务部已经出台了稳外贸和稳外资的政策，并且重申全力执行《外商投资法》。最理想的状况是，即使有不少外国制造业蠢蠢欲动，但这会倒逼中国的产业转型。长期来讲，中国应该还是世界的制造大国，只是“世界工厂”的桂冠不应该是执着的重点，因为中国的终极目标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的生产者或是原料国，而是成为世界的发明中心和创新产业重镇。
中国企业及商业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各领域的供应链重组以及分散风险的讨论与规划，不必被动地把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视为一个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也会面对类似的挑战，包括在中国境内如何在区域分配上规避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彻底平息、世界经济重回轨道之后，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先驱者和实践者。
总的来说，这次能源危机告诉我们，要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让能源回归商品属性。能源之“变”是会长期伴随我们人类发展的，化石能源也只是人类发展中的过客，未来需要新的能源。在能源转型中，中国必须坚守能源必须更环保、更洁净的原则。未来谁能够在零碳技术上创新占据领先，就是新赛道上的领跑者，谁就有可能引领下一轮产业革命
